近几年，一些地区纪检部门查处的违法乱纪案件中，有一个现象格外引人注意。受查处的县、乡两级领导干部中30岁～40岁之间的成了“主力军”，越接近40岁，“买官卖官”等违法违纪现象越相对集中。一些群众把这跟人们常说的“59岁现象”对应，称为“39岁现象”。1081999年，福建省查处了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卖官案。丁仰宁在这个福建全省有名的特困县任职3年，卖官受贿及非法所得100多万元，人称“丁百万”。丁案涉及该县大小官员246人，大多数都不到40岁。其中丁仰宁1996年到任时38岁，已经处理的14个副处级以上干部中，35～40岁间的9人；9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中，8人年龄在35岁～40岁之间。其中，钟昌瑞在1996年37岁时刚当上县教育局局长，就开始向丁仰宁等人送钱，在1998年底，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副县长。钟昌瑞等人为何如此急不可耐，不断铤而走险向“上”送钱？一位知情的干部道出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钟就是想赶在40岁前当上副县级干部，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30多岁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时期，为何一些干部在这一年龄段栽跟头，走上了违法违纪的道路呢？这和一些年轻干部忽视党性修养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一些地方在基层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片面理解年轻化，甚至搞一刀切，这是造成“39岁现象”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一些地方在选拔配备县、乡两级党政班子时有这样一个“原则”：35岁以上的不再提拔进人乡镇党政班子；40岁以上的基本不再提拔进人县级党政班子。一些基层干部抱怨：35岁到不了科级，40岁到不了县处级，就没有什么“奔头”了。一些年轻的乡镇干部发牢骚：“这辈子算完了。”问为什么，回答是“都30岁了，连个股级干部都不是”。透视“39岁现象”，基层组织部门的同志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乡镇，至少需要4年～5年转为“股级”，再2年转副科，再3年转正科，再3年转副县级，这一个流程下来，最顺的干部也要12年时间。一个环节跟不上就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一些干部采取“倒推法”，就可以推算出自己是否“还有戏”。一些基层干部感到“政治生命”已经结束，就开始混日子，“自己本身有思想包袱，哪还有心思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也恶化了干群关系。“39岁现象”的另一个危害，是诱使一些基层干部大搞所谓的“政绩工程”，虚报浮夸。真正把一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没有几年时间是很难完成的。而将干部提拔的年龄压缩在特定的几年之内，在某种程度上阻断了一些干部从容干实事的机会。逼着他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出“成绩”。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不顾客观实际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出现了很多“空壳乡”、“空壳县”，一些乡镇负债在数百万元以上。一些领导干部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群众工作和经济工作上，“平时不下去，下去就罚钱”，被老百姓称为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干部，致使干群关系十分紧张。政和县澄源乡原党委书记张余帅，是该县买官者中最“下力”的人物之一。张余师年仅35岁，而之所以“少年得志”，拿群众的话说就是“此人最敢吹牛，也敢送”。如何避免“39岁现象”，有关人士开出了三个药方：一是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政和县之所以出了涉及200多名干部的买官卖官大案，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人扭曲了人生观、价值观。丁仰宁有一句“名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休没本钱。”这种赤裸裸的“当官发财”思想侵蚀了一些干部的灵魂，而当他们把当官和发财联系在一起时，就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最近，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要大力加强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使他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二是要纠正基层干部选拔中的偏差。我们党确实需要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但是选拔干部要“惟才是举”，“年轻化”的关键是将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而不是简单化地“一刀切”搞年龄划线。基层确实需要一大批年轻的同志，但农村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有其特点。一些四十多岁的干部，有着丰富的基层经验和广泛的阅历，如果将他们一概排除在干部提拔的人选之外，同样是一种人才的浪费。三是要推进和完善干部制度改革。有专家认为，一方面，有关部门在干部考核选拔中应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如福建一些地方就进行了大量可贵的探索，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干部公开选拔制度等，使买官者无“路”可走。另一方面，破解“39岁现象”，还要切实建立起“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将一些工作干不好、群众不满意的干部拉下马来。结合上述材料，回答以下问题：什么叫行政道德？我国行政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