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1：在24岁的湖南岳阳女孩唐秋芬眼中，洞庭湖边、岳阳楼旁游人如织的汴河街毫无历史感。“这条街是新修的，其实就是假古董，真正的老街拆的拆，破的破。”唐秋芬从小到大都在岳阳生活，小时候经常去翰林街、楼前街、塔前街三条老街玩。不过，这三条支撑岳阳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金字招牌”的老街却面临着有名无实的尴尬处境：翰林街消失，楼前街瘫痪，塔前街命运未卜。 “岳阳只重视保护几座单体的文物建筑，比如岳阳楼、岳阳文庙、慈氏塔，不太注意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柳肃说，凤凰的老城区、老街区倒是保留不少，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度商业化，失去了传统的风味，到处都是灯红酒绿、吵吵闹闹的酒吧，失去了古代边城的味道。 2013年年初，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尹稚以罕见的激烈措辞，在微博里动员全国建筑规划界把“波士顿国际设计集团”轰出中国。这让这家以改造中国历史街区著称的公司，受到前所未有的舆论关注。 从2005年开始，这家自称总部位于美国波士顿的“洋公司”不断介入北京、宁波、重庆等多个城市的历史街区改造，几乎成为国内历史街区改造最主要的一个流派。而他们的改造方案，无一例外地遭到文保界人士痛批。 在文保人士曾一智看来，“波士顿模式”，是将历史形成的原有居住形态进行大拆大建，隔断了老街区的历史文脉。而宁波，正是“波士顿模式”的起源之地。 在一个名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更新与发展》的讲座中，波士顿设计总裁朱儁夫通过郁家巷改造的案例，详细阐述了波士顿设计的理念。“就是让这个旧城实现便捷性、公共性的目标，把一个封闭式的街区变成一个开放性的街区，最后还有，使这个街区能够多方平衡，实现共赢。”朱儁夫说。 而这种观念的具体落实是，在郁家巷改造中，波士顿设计了一个“鱼骨状”结构：“两边有一个入口，中间是8米宽的步行主街，两边的巷子像鱼刺一样延伸到各街区。也就是说，我们把一个两百米宽的街区在中间细致地列开了，很多人能够进到这个街区来，承担一个步行广场的作用，这样的话每一个房子都能对公众开放。” 而开放的目的，是经营。为了这一目标，朱儁夫甚至要求，连设计师都要“懂得商业，懂得以后的运营”。 这样的改造思路，遭到了当地文保部门和规划部门的共同反对。朱儁夫回忆，他们要开发地下空间，这样地面上的房子基本要全拆。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曾主持起草文物保护法的著名专家谢辰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种拆真古董、建假古董的模式完全就是胡闹，是完全错误的。” “有些地方官员讲，我要改造什么什么。遗址能改造吗？文物能打造吗？这口号就是错的。”谢辰生说，保护就应该原址原样修复，根本就不应该改造、打造。 资料2：从波士顿设计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其主导的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已遍及全国多个地市。是否采用波士顿设计，决定权自然在地方政府。 “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就是，这么荒唐的改造思路，在全国各地都很受欢迎。”谢辰生说。 以郁家巷项目为例，朱儁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个项目在请我们来主持设计之前，他们已经请过东南大学、浙江园林设计院等很多设计单位做过很多轮设计，但是还停留在一个原址保护的阶段。规划部门和操作部门把我叫过来，希望能加入一些新的力量，争取换一个角度，不仅能够保护，还能够改造历史街区。” 地方政府的倾向还远不止于此。在郁家巷项目中，波士顿设计与当地文保、规划部门尽管频频产生冲突，但地方决策者最终均站在了波士顿一边，甚至更加激进。 朱儁夫举了一个例子：“街区里面当时有个很有价值的小洋楼，本来是堵在路中间，我们也不太建议把小洋楼搬迁掉，但是开发商和市领导坚决认为小洋楼应该搬掉，文保部门则坚决反对。” “但从商业利益角度，市场是非常强大的力量。”朱儁夫接着说，“最后市领导决心搬了，但是没有通知文保部门。” “中国五千年文明要给人看得到，要给子孙后代留点古的东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宋镇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城区改造中的大拆大建现象疾呼。 “北京的城墙拆了以后，现在又在永定门城南那边造了个假的。拆的是真东西，建的是假东西。看了以后多伤心呀，还不如不造”。宋镇豪委员主张，在城镇化过程中对有代表性的旧城改造，应该是在古城外面再建新城，如此才能保护古城的原汁原味。 宋镇豪说，文化大发展是在我们固有的优秀文化基础上去挖掘、保护、开发，而不是把原来的丢掉，重新营造。“有的地方为旅游开发，对旧遗址不关注，反倒在边上占了大量的良田，建了一些造假的景观，但是造好后游人很少，成了死城；有这些资金，还不如投到对旧遗址的保护上”。 他认为，对古建筑的保护，要听取专家的意见，并按照《国家文物法》，修旧如旧，不应该盲目追求规整、豪华，致使历史文化气息没有了。“这不是保护，而是破坏。”若是为了追求旅游开发，则应换个地方，不应作为政府行为大张旗鼓地进行。 根据“资料1、2”，请你谈谈对“波士顿模式”在中国盛行这一现象的看法。 要求：观点明确，有理有据；论述全面，语言简明；不超过300字。